民族艺术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民族艺术学跻身艺术学门类学科成为其门下的一级学科问题。在艺术学门下，民族艺术学似乎只有两个选择：成为与戏剧戏曲、影视、美术、音乐舞蹈、艺术学理论等按照艺术门类分类的一级学科，民族艺术学不是一个的艺术门类，也不是艺术学理论那样的为整个艺术学提供基础理论、元理论、概论、总论的的纯理论。所以它的可能性就是成为艺术学理论下面的二级学科。但如果这样，它就了学科价值，割裂了它与丰富的民族艺术各个门类之间的关系，成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学科”。因此，民族艺术学应该是中国艺术学的一个边际存在，是的，又是关联的；是交叉的，又是互补的。不管它是否符合所谓的学科划界或归属，它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它应该首先为实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为了学科而学科。

　　民族艺术学的学术方向和学科出在于民族学和艺术学的交叉平台或者交叉学科。它是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发展和研究为对象的立足少数民族研究和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这两者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没有少数民族的主体和少数民族艺术的本体，民族艺术学就失去了它的学科根基和学术立场。

　　所以，民族艺术学的核心价值和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这样三个大方向：民族艺术学的学术、学问、学科关乎中国55个少数民族民族身份问题。没有具备鲜明民族特征的民族艺术，少数民族的族群标志、文化符号、艺术表达就将失声、失语、失身。民族艺术学的学术深耕和厚植关乎中国艺术发展乃至中国艺术学和民族学的完备问题。民族艺术学的独特视野，使得它对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具有完备其总体性塑造和总体性叙事的重要意义。民族艺术学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关乎正确引导民族艺术发展繁荣问题。理论的意义在于实践。民族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是具有文化多样性、艺术丰富性和创造创新性的复杂而繁复的艺术实践，没有民族艺术学的理论建树和理论支撑，民族艺术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没有各美其美，就不会有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

　　民族文份、中华文明有机构成、理论对特定范畴的实践价值，这三大核心问题，从民族艺术学的文化看，一是要立足民族艺术，通过学科内部的多元一体，印证文明结构、文化历史、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就像我们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必然推导出中华文明也是多元一体格局的结论一样，多民族艺术发展的历史和未来也是多元一体的格局，民族艺术学要从学术和学科的建设中推进和巩固这个文化艺术格局。少数民族文艺的历史和现实都需要民族艺术学的理论加以引导、指导、总结、阐发，推进其深入发展。民族艺术学学科如果没有的学术文化价值，发挥不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则少数民族文艺就不能自足地发展。少数民族文艺不能自足地发展，则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将不存！

　　在中华民族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并且呈现出无比复杂和繁复的历史过程。从民族发展史看，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形成汉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同时，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形成若干新的古代少数民族和现代少数民族，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为此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华文明史中，少数民族始终在参与中华文明的建构和丰富，为中华文化的文明高度和它的丰富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汉民族也始终在影响、促进、带动、参与少数民族自身带有个性特色和民族特征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所以，民族艺术学也肩负着两个楚的学术。一是楚汉族与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我们的过往叙事，还是留有很大的展开的空间。比如，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形成汉民族，这个历史事实我们讲得多也普及得广；但是，梦到钱包丢了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形成若干新的古代少数民族和现代少数民族，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则讲得不够深入也不够广泛，普及知识也不理想。二是楚少数民族艺术和汉族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关系，也就是中华民族艺术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叙事也存在着明显的改进空间。比如，一般的公共知识和常识都知道汉民族影响、促进、带动、参与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但对于少数民族为中华文化的文明高度和它的丰富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则普遍语焉不详，仅限于少数专家范围，而且研究的广度深度也亟待提升。类似的民族艺术学问题还有很多。

　　作为一种学科和理论，民族艺术学也面对着庞大的艺术历史、艺术门类、艺术团体、艺术创作、艺术活动。这是它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同时，民族艺术学也面临着像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一样的艰巨任务，它不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问题，它是一个巨大的麻雀群，是更复杂、更的学术创业和开辟新天地的问题。很多年前，我曾经在原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工作，深知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不能偏离民族、民族特色、民族审美，也知道要坚守住这个基本原则必须有坚定而的自信和自觉。这都需要强大的理论引导、支持、激励。所以让民族艺术学强大起来，具有号召力、影响力、导向力、纠偏力，是广大民族地区、民族艺术团体和民族艺术事业的迫切需要。

　　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2020年全面脱离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实现。2021年是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100周年。前不久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明确指出，到2035年我们将建成文化强国。这了文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各民族特别是那些少小民族、边疆民族、老少边穷集于一身的少数民族和处于发展不平衡末端、历史起点晚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意义。对许多曾经经历过一步跨千年的民族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和他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跨越式发展。今天的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是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跨越或者说是又一次跨越式发展呢？我认为是。我们应该把这一次的伟大历史变迁，与7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社会变革和及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视为又一次伟大的跨越式发展。我到过湖南湘西花垣县的苗族十八洞村调查，我认为这种变革的深刻性是超出我过去的想象和理解的。结合全国各地过去经济上比较落后或贫困的民族地区此次脱贫攻坚发生的变化情况看，我认为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如果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文艺对历史的描写，民族艺术对历史的重塑，就是一个巨大的民族艺术学课题。我们只要回顾一下第一次跨越式发展催生了多少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音乐、绘画、戏剧、摄影、雕塑、舞蹈、电影、民间文艺，就会体会到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历史和历史挑战。

　　这里有一个伟大的范例，为我们指明了的前景。这就是习总关于“史诗”的论述。“史诗”是来自希腊和荷马的概念。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整个文学和艺术的伟大基石。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史诗”知识进入我们的文化视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得到搜集整理，至2006年，《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三诗成为国家级非遗。2009年，《格萨尔》《玛纳斯》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即“世界非遗”。由此中国实际上进入到“史诗”语境。2014年，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把少数民族三诗与世界史诗相提并论，将中国“史诗”突显出来。此后，习总多次提及“史诗”，指出应该“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

　　2018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刚当选新一届国家的习讲话说，《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是“震撼的伟诗”。这充分说明对少数民族艺术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在认识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中包含的学理和理论思想，远远超过学术界的认识，其对史诗和文艺新史诗的互相关联，也为民族艺术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出了的示范。